•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健全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 世界大变局下的经济制度创新

  • 疫情过后的企业全球创新生态构建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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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规模是决定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内部因素,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产权保护水平是决定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外部因素;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得更为重要;而在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中,地区产业结构则更为关键。因此,中国未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做强做优做大企业、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

      ——冯根福;郑明波;温军等《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针对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和创新链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全面突破的可行途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和突破:全面构建“企业+政府”有机融合式的新型举国体制;着力布局产业链、创新链,以实现创新与突破的协同性和系统性,强化其整体协同国内和全球化的能力;全力培育具备长周期巨额研发投入能力+基础研究能力的本土龙头企业和跨国企业;加快营造和贯通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

      ——张杰;吴书凤《“十四五”时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障碍与突破路径分析》

      科技评价制度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对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技评价制度改革是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构筑创新高地和落实科技政策的重要手段,必定会受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发展理念、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新时代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要回应时代问题,关注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科技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同时克服不良学术环境的影响,做到改革与新发展理念相协调、与国家战略相适应。

      ——章熙春《新时代影响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宏观因素研究》

      数据创新要素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子系统,全国省份间、三大地区间创新要素各子系统和综合系统配置水平的差距十分明显。时间维度上,中、西部地区正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在创新要素综合系统配置水平上的差距,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内部省份间创新要素综合系统配置水平的差距逐年增大。空间维度上,全国创新要素综合系统配置水平空间区位分布大体呈偏东北—偏西南走势,空间集聚模式总体呈高—低型,且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模式与全国保持一致。

      ——陶长琪;徐茉《经济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中国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的测度》

      人才政策“背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接近政府资源,获得政府的创新补贴;另一方面能够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便于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市场资源,进而从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从企业创新质量看,人才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发明专利,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非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数量,但人才政策并没有引发非发明专利数量更高比例的增加,这意味着人才政策并未导致企业的策略性反应行为。进一步分析显示,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和高端人才供给能力显著弱化了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

      ——刘春林;田玲《人才政策“背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1. 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特征事实以及来自创新政策的影响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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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202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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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 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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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20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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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内部培养与外部空降:谁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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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构建智慧企业新模式

  • 新基建与数字化转型

  • 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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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就是要使其更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的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应包括创新能力更强、附加价值更高、更加可持续、更加数字化、 更加安全可靠、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等维度。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可分为终端需求、要素供给、区域产业布局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驱动四种类型,提升的路径因而可从突破这四方面的约束入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

      2020到2035年战略部署的核心是围绕全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高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成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产业发展战略部署看,应加快建设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中国产业继续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形成“创新友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更加高效的产业创新体系。2035到2050年战略部署的核心是对内构筑中国创新独特能力和对外推动形成新全球经济秩序,建成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工业互联网和云化领域构建具有自我掌控能力的数字经济生态,大力培育产业创新平台企业,形成与数字经济引领相适应的制度能力,通过“走出去”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和创新网络。

      ——黄群慧;贺俊;倪红福《新征程两个阶段的中国新型工业化目标及战略研究》

      在当前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中,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推动了整个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产业业态、生产方式、组织形态、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方面正在发生的颠覆性变革,使得新工业革命条件下的产业布局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新特征:数字化改变传统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布局;数字鸿沟造成全球“新经济”布局的分化;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的“大分散、小集中”;产品虚实合一与空间分布的虚实分离;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的“实分散、虚集中”。

      ——李晓华《新工业革命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及其表现特征》

      数字生活拓展了“关系”网络,重塑了个人发展路径,通过提升和维护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提升了个人就业概率。与非农业户口个体相比,数字生活对农业户口个体的就业概率影响更大;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生活对中西部地区个体就业概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由于男性和女性就业不平等和就业观念的差异,数字生活对男性就业概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推进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缓解我国经济常态下的就业压力,应加快建设新基建,夯实数字生活发展根基;提升数字企业供给质量,增加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加大数字企业的监管力度,提高数字生活质量;引导生活方式的转变,提升数字生活参与度。

      ——戚聿东;褚席《数字生活的就业效应:内在机制与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产业链强度的提升,促进效应逐渐增强。具体而言,数字化硬件设施的迟缓增长抑制了产业链强度的提升,而数字化软件服务则会显著促进产业链强度的提升。未来我国应大力促进数字化硬件设施的高端化发展,不断实现产业链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和进口替代,形成产业链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高数字化软件服务的质量,畅通产业链的循环协作,并确保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构建数字化软件服务领域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实现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强链,并承接国际创新链转移。

      ——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吗?》

    1.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 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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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球价值链、本地化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效应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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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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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疫情冲击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分析及“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取向 202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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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与评价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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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

  • 畅通国内大循环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 环境保护与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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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形势下的需求侧改革,“量”的调节不是重点,投资和消费的“质”才是政策关切的要点。需求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机制问题。需求侧改革不仅涉及市场交易层面,而且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由于货币本身的高流动性,加之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作为需求侧力量的货币将发挥极大的市场效应,当货币在国内国际循环体系中大规模流动时,其经济能量和风险将同时增大和集聚。因此,实质性需求不足和工具性需求泛滥,都是需求侧改革所面临的和要应对的重大问题。如何以适当的工具性需求操作促进实质性需求,尤其是实质性消费的持续增长,是现代成熟市场经济需要求解的一个难题。

      ——金碚《经济双循环视域下的需求侧改革》

      新经济在推动供给侧变革的同时也必然作用于需求侧,它通过塑造新型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孕育出各种新型消费方式,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扩容提质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在新经济背景下,可以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培育壮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等方式扩大新型消费需求,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消费新动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活跃的消费市场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各类新型消费的迅速发展则为进一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可能。

      ——任保平;苗新宇《新经济背景下扩大新消费需求的路径与政策取向》

      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与扩大内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一脉相承,体现了进一步打通经济循环中需求潜力释放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在双循环视域下贯彻需求侧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多策并举消除堵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融资;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使城乡间要 素流动更为顺畅;注重贯通相关环节与优化提升供应链弹性,推动外贸发展与必要的出口转内销;加强战略性科技领域自立自强的创新攻关。

      ——贾康;刘薇《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

      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了左右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又将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未来趋向。全球化最新变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全球化转向,具体呈现为经济局部区域化与经济无形化的交织。全球化转向,给全球市场运行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失败的风险将上升,在应对全球市场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分化意味着,领先者和滞后者在适应全球化转向上的绩效差距,难免进一步扩大。

      ——史丹;余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战略分化》

      应对新挑战,打通双循环,应当在畅通要素循环的“一线”,聚焦高科技与高质量消费“两大制高点”的框架下,依托数字化大潮催生新发展动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延伸至双循环的每一个节点,助力技术替代,攻克“卡脖子”的堵点,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消费需求,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朱民;郑重阳《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

    1.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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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形成机制分析 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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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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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内生动力 20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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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消费发展趋势及对策 20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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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态势、挑战与机遇——兼论“全球经济”与“新经济”

  • 如何理解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

  • 疫情下地方经济发展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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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五”规划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部署,理论源头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一重大论断,牵动了包括财政概念、财政职能格局、财税体制性质、财政学科属性、财政基础理论体系、财税体制改革方向等一系列变化。从根本上说来,这一论断及其所牵引的变化揭示了现代财政发展规律的基本底色,开启了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新阶段。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成果,对于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行动落到实处,确保抓住要害、踩到点上、不走偏变样,非常重要。

      ——高培勇《“基础和支柱说”:演化脉络与前行态势》

      中国资本市场历经30年坎坷历程。从制度变革来看,发行制度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注册制改革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法制建设是加强信息披露、打击违规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保障,新《证券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监管体制不断适应市场变革和法治进程而做出相应的变革,从实质性监管向透明度监管转变;相比之下,退市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从功能演变来看,中国资本市场从早期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融资为主向财富管理功能凸显的投融资并重发展,不断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上市公司提高和完善治理水平。

      ——吴晓求;方明浩《中国资本市场30年:探索与变革》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应严格遵循风险审慎原则,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密切关注潜在的财政风险走势,防止财政风险超越临界点。为了有效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建议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和厘清财政风险的内生和外生来源,精准施策、共防共治。通过完善税制、深化预算绩效改革、清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保障民生就业等方式来化解财政风险的内生来源;通过采取扩大“新基建”投资、推动要素市场化制度改革等方式化解财政风险的外生来源,最终促进财政风险回归正常水平。

      ——于海峰;葛立宇《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风险研究》

      如何在保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实现县域经济的稳定收敛,最终实现平衡充分发展,是新阶段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各省自2002年开始为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性实施放权改革这一自然实验,从放权改革视角识别县域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研究发现:放权领域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放权领域数量既定情况下,先在行政领域实施放权要比先在财政领域实施放权,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相比较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实施放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大。

      ——李永友《省以下多样化放权策略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1.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20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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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市场震荡与金融危机 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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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研究 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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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素禀赋、地方工业行业发展与行业选择 202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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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影响、问题及对策 20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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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

  • 农村发展研究的三个导向

  • 新时期农业生态转型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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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根据贫困定义与标准的演进和对中国的现实考量,提出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的可行方案,并基于2018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测算,进而提出相对贫困瞄准机制。对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多维贫困状况最严重,东部地区最轻微,且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贫困状况更严重,山区居民比非山区居民贫困状况更甚,少数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更为贫困;分维度考察发现,就业困难是造成多维贫困的首要因素,次要因素是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维度上存在缺失,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也亟需改善;从贫困群体的特征来考察,多维贫困更多发生于女性、老年人、不健康者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汪三贵;孙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与瞄准》

      在集体地权可分割、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前提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农地合约结构与制度绩效的分析框架,并对松江集体村社型家庭农场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农户”阶梯型农地合约结构下,若相关利益主体围绕集体共有农地资源达成一致协定并能实现共同获益,集体共有产权下的农地合约可以提高制度绩效。案例分析也表明,集体村社型家庭农场合约结构使集体所有权和代理权更加明晰,农户承包权利益置换得以实现,农地经营权得到保障,从而提升了农业绩效。

      ——刘守英;颜嘉楠;冀县卿《集体地权制度下农地合约选择与经营体制变迁》

      智慧农业要在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发挥作用,需要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农业水土资源的精准监测和保护、绿色高效利用,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与提升,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为基本目标。为此,智慧农业的发展应关注主体的多元性、区域的适宜性、发展的阶段性、模式的多样性等问题,从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发展规划、实施技术集成、注重人才培养、加大资金投入、发挥示范引领、完善政策措施等方面寻找实现路径。

      ——于法稳《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智慧农业实现路径》

      粮食安全治理面临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生产成本高企、供求结构失衡、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等挑战,而治理有效合力不足、中微观层次粮食安全观不明确、治理的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对产业协调发展重视不够、财政投入效应和科技创新普适性不高等是挑战形成的重要原因。建议通过扩大治理主体、完善治理理念、丰富治理手段、拓展治理内容、加强治理保障等,不断提高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粮食安全。

      ——罗万纯《中国粮食安全治理:发展趋势、挑战及改进》

      虽然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货币收入增长差异扩大了社会的财富不平等,但是非货币福利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快速增长却缩小了阶层间的福利差距,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城乡收入增长差距缩小,包容性增长水平和趋势一致,但城乡内部收入增长差距扩大,城市增长中分配不均状况更显著。非货币福利对不同群体、不同年份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实际体现了政府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因此包容性增长分析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工具。

      ——黎蔺娴;边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包容性增长的识别与分解》

    1.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与应对举措 20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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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十四五”时期中国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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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 20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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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20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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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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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三角一体化:关键问题与解决思路

  • 推进中国高质量的城镇化

  • “十四五”期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重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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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北平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南北总体差距逐步凸显。南方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态、民生领域均存在显著优势。具体地,北方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艰难、创新驱动不足、人力资本下行趋势明显是导致南北经济领域差距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和养老保险失衡是导致南北社会领域差距加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南北空气、水和土壤质量差距悬殊掣肘生态领域的平衡发展,导致差距位于高位;收入水平差距和住房支付压力是导致南方地区民生领域平衡发展水平实现反超的主要原因。

      ——许宪春;雷泽坤;窦园园等《中国南北平衡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和不断走低的利率为增加投资需求提供了空间,而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则能为实现投资提供充分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国内消费一直不振,该现象并没有随着收入不均等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下降而发生显著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城乡分割,只能通过加速市民化进程和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加以消除。技术创新和转化需要研发投入、高技能人才、集聚和市场规模,这些都离不开城镇化和市民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东亚经济体的共有特征,可能与提倡节俭的儒家文化相关,这给双循环带来了严峻挑战。学术界对城镇化、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以及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亟需加强。

      ——万广华;胡晓珊《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需求与创新:再论城镇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十四五”时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完整五年规划期,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新战略、新理念成为“十四五”规划编制的题中之义。应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长三角、黄河流域、成渝等重大区域战略为引领,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区加快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国际化都市为核心,规划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支持城市群之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

      ——肖金成;申现杰《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十四五”区域空间发展方向》

      2001—2017年,黄河流域GDP增长率总体呈倒U型,2001—2008年呈上升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禀赋资源与传统产业的快速发展;受金融危机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影响,2009—2012年流域增长波动较大;2013年起则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第二产业结构性优势减弱、产业竞争力不足、第三产业竞争力下降所致。从上中下游来看,中游第二产业竞争力不足、下游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偏重,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下游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驱动流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城市层面来看,50%左右的市(州、盟)第一产业发展相对稳定,接近62%的市(州、盟)第二产业呈现出衰退态势,约66%的市(州、盟)第三产业处于蓬勃发展状态。

      ——杨开忠;苏悦;顾芸《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兴衰的原因初探》

      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高频爆发及其所引致的隔离或将成为新常态,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未来。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选择规避风险且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付出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够化解疫病风险,又分享聚集经济红利,同时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因此,促进县域及中心城镇发展是人口大国应对疫情风险常态化的重要策略。

      ——罗必良;张露《风险规避与农村城镇化》

    1. 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例证 20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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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进方略 202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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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新型城镇化:十年研究全景图谱——演进脉络、热点前沿与未来趋势 20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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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20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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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20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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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法律风险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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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境外工业园区建设面临地缘政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传统挑战和国际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及投资竞争激化、传统竞争优势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发展新一代境外园区,应明确政府引导定位,建立科学的境外园区评估体系和园区产业链的盈利模式,注重管理模式的输出,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的前向联系,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示范园区,并将部分园区建成大规模突发事件海外应急备用生产基地,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的趋势。

      ——詹晓宁;李婧《全球境外工业园区模式及中国新一代境外园区发展战略》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了1978—2001年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阶段、2002年至2013年11月从模仿到成熟运用国际规则的阶段、2013年11月至今探索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初步定型阶段。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制度约束,坚持问题导向的渐进式开放的治理路径选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动力源泉,是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新发展格局下,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成熟定型还面临诸如“一带一路”陆路贸易规则、数字经济治理、以人民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等新课题和新任务。

      ——裴长洪;彭磊《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CPTPP和RCEP在贸易规则包容性、关税要求、市场准入、协定涵盖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加入CPTPP的挑战主要有以下方面:国企改革有待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劳工规则不够完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数据流动缺乏有系统的管理体系。为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入CPTPP,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扩大投资开放领域,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深化国企改革。

      ——余淼杰;蒋海威《从RCEP到CPTPP:差异、挑战及对策》

      世界开放正处于大变局中。这主要受累于美国对外开放度的下降,世界开放指数从0.7798下降至0.7528。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各领域事务,开放指数从0.6746稳步升至0.7461,累计上升10.6%,中国的排位从第65名升至第39名,成为世界开放大局中的积极力量,有力缓和了全球开放不断缩小的势头。不过,中国的开放潜力依然很大,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市场向外开放潜力巨大。中国贸易、投资、金融、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许多内向开放指标的排名低于对应外向开放的排名,比如服务市场,具体包括服务进口、吸引境外学生留学中国、吸引适合中国需求的移民、吸引高端知识特别是高端技术和专利等。

      ——刘仕国;宋泓;高凌云等《世界开放大变局:基于对外开放指数的测度》

      随着贸易依赖关系可替代性的增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表现出下降趋势。国际贸易依赖网络整体上呈现“中心—边缘”的典型结构特征,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凸显,中心度排名由第七跃居第一,在贸易依赖网络中的位置由边缘向中心转移,取代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国际贸易依赖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受内生机制,如互惠效应、偏好依附效应、连通效应、传递闭合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等影响,路径依赖特征明显,忽略内生机制会导致实证结果明显存在偏差。

      ——刘林青;闫小斐;杨理斯等《国际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及内生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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